军情爱好

文/杨成绪发于20

初见柏林1956年，东德政花花、德国统一社会第一书记瓦尔特·乌布利希应邀出席八大，会后偕夫人到上海和杭州参观访问。当时我在上海外事处工作，奉命为他担任翻译。谨言慎行的乌布利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，对中国当时的内外政策多少有些保留。在上海，他参观申新九厂时，这家工厂的资本家介绍说，他们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提出的公私合营主张，经过国家批准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公私合营企业。乌布利希在听取介绍时，低声对我说：“不要相信资本家说的这套话。”当时，陪同参观的中国驻东德大使曾涌泉以为乌布利希想要讲话，趋前问他，乌布利希表示不想讲话。随后他悄悄对我说：“这只是对你说的。”

1958年10月，我第一次出国访问，是陪同中国摄影家协会会长、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出席东柏林国际摄影家大会，为他当翻译。初次走进异国，年轻的我带着好奇心观察着一切。在柏林市，坐汽车游览市容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北京现代化多了，房屋整洁，几乎见不到贫民居住的地方。在市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上，国营百货大楼里的商品看起来比我们国家的质量要好很多。中国人最乐意购买照相机、缝纫机和家用刀具等商品。

我们沿着市中心的菩提树下大街，朝着勃兰登堡门走去。过了勃兰登堡大门就是西柏林。我们小心地注意着，不要漫不经心走进了西柏林。当时，东德和西德的人们未经许可不能相互往来，但在东柏林和西柏林，人们可以自由往来。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通过柏林出去，在西德找到了收入更高的工作。随着东西德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日趋扩大，逃往西德的东德人越来越多。据不完全统计，50年代到60年代有300万东德人通过东西柏林通道逃亡西德。

正是这位乌布利希，1961年决定修建柏林墙。经过周密的筹划，东德政府在1961年8月13日一夜之间，修建起了长达一百余公里、上面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混凝土墙——柏林墙。柏林墙的修建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历史标志。这期间，东德政府除了修建柏林墙、防止东德居民逃亡外，还规定出国旅游只限于社会主义国家。

在西德大使馆20世纪60年代初，中苏分歧日趋加剧，一向支持苏联的东德和我国的关系也日趋疏远。而随着尼克松访华，中国和西方关系缓和。1972年，中国与西德建交。1973年初，我被调往中国驻西德使馆工作。初到西德，东西德生活水平的差距给我带来了视觉上的深度冲击，令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从北京出发，直飞西德。是日天气晴朗，飞机在法兰克福徐徐下降。通过机舱窗口，我看到这座城市周边小市镇星罗棋布，一座座红色小楼掩映在绿意盎然的树林中。

当时西德首都波恩只是一座人口三十余万的小城市。中国大使馆就设于波恩近郊的小村子中。我经常在使馆周边散步，和村子里的居民交谈。他们大部分是工人、职员等中下层老百姓。有位小职员时而请我到他家小坐，喝咖啡，聊天。我了解到，战后初期西德老百姓也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生活。经过近30年的建设，当时西德已发展成繁荣强盛的西方工业大国。

在西德大使馆工作的8年间，我亲眼见到普通百姓在这里置地、建房，看着他们的房子“长”起来。西德人的习惯做法是，先盖起一层楼，有钱了再加盖一层。典型的西德民居是一栋整洁的小楼，带一座有树木和小片草坪的小院子。这几乎是西德老百姓的“德国梦”。我到西德半年后，1973年7月，东德政花花乌布利希患中风去世。乌布利希1971年5月辞去德国统一社会中心委员会第一书记，只担任大大这一名誉职务。埃里希·昂纳克成为乌布利希的继任者。

我在波恩工作期间，经常有机会到东柏林出差，要出入东西柏林的边防站。入夜后，西柏林灯火辉煌，商业大街上人群熙攘；与之相比，东柏林的灯火就暗淡多了。东西德在建国之初，实力对比即已十分悬殊。30年来，西德在全球经济竞争中面对美日英法等国的强劲挑战，经济富有活力；而东德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属工业强国，产品一向不愁销路，因而也没有革新的压力。

上世纪70年代初我刚到西柏林时，印象颇深的是大众汽车的广告，推销甲壳虫小轿车，说是最后一批。那些年，西德大众、奔驰、宝马三大汽车公司不断推出新型轿车，而东德自建国后一直生产“特拉邦”小轿车，直到两德统一前再也没有新产品。柏林墙倒塌前后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从西德大使馆调回外交部，担任西欧司德国处处长。1982年又调到东德，担任公使衔参赞。1985年，我调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。

1989年5月3日，匈牙利和奥地利两国开始在边境地区拆除障碍设施。7月28日，匈牙利外交部长霍恩·久洛和奥地利外交部长阿洛依斯·莫克在世人注视下，象征性地剪断了铁丝网，宣布从此两国边境开放。当时，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关注。中国驻奥大使馆和西德驻奥大使馆同在维也纳的梅特涅赫大街，两家是对门邻居。当天半夜十二点，有三四百东德旅游者拥挤在西德大使馆面前，吵吵嚷嚷，闹得我几乎一夜没有睡好觉。第二天，我问及西德大使，又看了媒体报道，才知道有东德旅游者知道匈奥边境开放，立即通过匈奥边境进入奥地利，来西德驻奥地利使馆申请进入西德的签证。

8月20日，有1400名东德公民取得了进入西德签证。这是东德1961年修建柏林墙之后出走人数最多的一次。匈牙利的做法无疑是和西德秘密协商、确定的对策。德国总理科尔在《我要的是德国统一》一书中透露，匈牙利部长会议大大内梅特·米克洛什多次要求和科尔进行绝对秘密的会晤。8月25日，内梅特在波恩会晤科尔时，强调匈牙利将始终为东德开放边境。对此科尔多次问内梅特，匈牙利是否期望德国给予回报，每次内梅特都挥手否定说：“匈牙利不是人口贩子。”最后，西德政府还是答应给匈牙利5亿德国马克贷款（两国就这笔贷款已经谈判了较长时期），对匈牙利人进入德国签证免签，同时保证在该国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时予以支持。

正是由于匈牙利开放边境，引起连锁反应，使得越来越多的东德老百姓要求去西德。最严重的一次，竟有七八万名东德老百姓拥堵在西德驻捷克使馆内外。东德以驱逐出境为名，放走了他们。据估计，1989年，前往西德的老百姓高达34万人。与此同时，东德的莱比锡、德累斯顿、爱尔福特等大城市相继爆发示威游行，强烈要求放宽对东德老百姓出境的限制。

是年10月7日是东德建国四十周年国庆。应邀出席庆典的苏联花花戈尔巴乔夫和东德花花昂纳克交谈时表示，面对当前的改革，“谁行为动晚了，谁就要受到生活的惩罚”。戈尔巴乔夫此话一经传出，立即引起了东德老百姓的强烈反应。东德各大城市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抗议示威游行，要求早日实现德国统一。面对这一严峻形势，德国统一社会领导层内部分歧不断加剧。10月18日，德国统一社会十一届九中全会上宣布昂纳克“因为健康原因”辞职，取而代之的是主管安全和青年工作的克伦茨。

1989年11月11日，民众参与拆除柏林墙。图/视觉中国

11月9日，德国统一社会柏林市委书记沙博夫斯基在外交部举行记者招待会，承诺所有东德居民都可以申请出境，政府将予以批准。此时，他接到一小纸条，当场念了一下，说德国统一社会中心决定开放柏林墙。有记者问，什么时候开放？他嘟嘟囔囔地说，那就从现在开始吧！

此话一经传出，成千上万的人冲向柏林墙，拆毁了一段柏林墙。东西柏林人奔向对方，狂欢庆祝，通宵达旦。率调研组赴德考察1990年3月，正当德国统一进程加快之时，我奉国务院之命，率六人调研小组前往东德，了解真实情况。当时我已从奥地利大使任上调回国，任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（当年6月调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）。小组其他成员来自外交部、中联部、新华社等单位。

调研小组刚到东柏林，东德副外长拜罗科夫斯基立即约见我，提出中国作为“二战”五大战胜国之一，理应在处理德国统一问题的2+4（两德和美苏英法）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。出于种种原因，我对此予以婉拒。初到东柏林，我们广泛接触了政府官员、学者和一些老朋友。我还记得其中有曾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汉学家贾思德。能感觉到，他们此时的心情十分矛盾：一方面认为德国迟早会实现统一；另一方面认为，从维护东德利益出发，需要从长计议，对早日统一不抱乐观态度。他们大多认为，谈判将是一件旷日持久的事。

在东柏林的调研似乎得不到要领。我们又去了西柏林，与一所经济研究所的专家座谈。他们开明宗义地说，科尔在德国统一“十点计划”中提出的东西德马克以1：1 的比率兑换，后患无穷。在东德，一台电子管电视机的售价是600东马克，而在西德，一台高质量的半导体电视机的售价只是500西马克，东德的产品难以和西德竞争。德国统一后，东德企业势必大量倒闭。

后来我们决定，每个人去访问一座东德城市，住民居，这样才能真正了解民意。我去的是德累斯顿。走出火车站，我在电线杆上找到了一则民房出租广告。这家的主人是一位柴油机安装师，经常出国出差，这几天正在家休息，见到一个会说德语的中国人兴致很高，不停地找我聊天。他说他生活过得不错，也还满意，他有不少亲友在西德，自己也常看西德电视。比比西德，东德还是要差得多，他希望还是早日统一好。

小组其他成员所到之处，都感到老百姓对统一热情很高，尤其是年轻人情绪高涨，对东西马克1：1 的兑换率特别感兴趣，期望早日统一，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。我们小组没有太关注东德媒体的报道。亲眼看到东德老百姓的反应，我们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做出了自己的判断：德国的统一很快就会到来。

1989年11月12日，民众跑到柏林墙上庆祝拆除。图/IC

事实果然证明了我们的这一判断。当年10月3日，德国宣布实现统一，并确定这一天为德国国庆日。突然到来的统一，对德国政府而言，尽管事前做好了周密的安排，但是难以预料的事依然层出不穷。由于两个德国政治体制不同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，特别是收入水平不一，东德人深感自己成了二等公民。根据柏林大学的统计，德国统一的经济代价约为1.5万亿欧元，超过了全国国债。

正如西柏林经济研究所预计的那样，东西马克的兑换率不切合实际情况。统一之后，缺乏竞争力的东德经济陷入瘫痪，工厂倒闭，失业率达到20%。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德国东部需要每年一千亿欧元的补助。时至今日，东部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对德国传统大基民盟和社民最为不满。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德国选择发迹于东部地区，决不是偶然的。最近，德国东部的萨克森州、勃兰登堡州和图林根州举行了州议会选举。在这三个州（东部共五个州）中，德国选择的票数都大幅度增加，得票率位居第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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